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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14

New Year's Day:獻給黃皮膚的受難者們





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這是一首偉大得足以配得起你們的贊歌。


U2《New Year's Day》
All is quiet on New Year's Day
A world in white gets underway
I want to be with you
Be with you night and day
Nothing changes on New Year's Day
On New Year's Day

I will be with you again
I will be with you again

Under a blood red sky
A crowd has gathered in black and white
Arms entwined, the chosen few
The newspapers says, says
Say it's true it's true...
And we can break through
Though torn in two
We can be one

I...I will begin again
I...I will begin again

Oh...
Maybe the time is right
Oh...maybe tonight...

I will be with you again
I will be with you again

And so we're told this is the golden age
And gold is the reason for the wars we wage
Though I want to be with you
Be with you night and day
Nothing changes
On New Year's Day
On New Year's Day















二十年前......



二十年後......

2009-11-03

維權者的拷問


四川維權者譚作人,被四川政府指控接受境外媒體採訪豆腐渣校舍等敏感問題,涉嫌顛覆國家政權。控罪書指明是香港電臺是其中之一。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內地著名維權學者,早前來港採訪香港記者/制片人(相信是香港電臺)講述譚作人接受采訪的經過,但被對方拒絕。從文章里面看到,她應該非常生氣:

艾曉明:境外記者,能不能告訴我譚作人如何協助你們採訪?
----談周末訪問香港記者被拒。




我覺得有些勇敢的記者是會接受採訪的,但估計大部分會拒絕。上馬,大半身子就踏進大陸的新聞雷區了。席揚和程翔的牢獄生涯,歷歷在目。你上還是不上?

其實譚先生不只接受了港臺的采訪,還有國外的,本港的還有亞洲周刊,而且,最主要是亞洲周刊。他和周刊記者合寫的報導---《成都環保風暴,公民抗議地震帶建石化廠》還獲得今年的SOPA亞洲出版業協會環境報道大獎,影響之廣度和深度都更甚於港臺。而且這系列環保報導的刺激程度,也不亞于港臺。頒獎臺下,亞洲周刊的高層感嘆:『這篇報導其中一個作者,正在坐牢。』

我不想談神聖的新聞倫理道德,我只談人性。因為我從來對記者是『神聖』的論述感到抗拒,有時感到惡心。就道德家要求的純潔度去量度,太少人配得上神聖。

以大陸入罪的黑箱邏輯來看,無論港臺的節目和亞洲周刊的報道是否刊出,也同樣會治譚先生的罪,『證據』絕對是一大堆的。只是港臺剛好被點名了。艾老師的做法,是想循法律庭辯的角度出發,從細節上為譚先生辯護,讓記者成為證人。譚是否有罪,不是證據決定,而是北京的權鬥態勢和政治氣氛決定的。艾老師的做法有沒有用,大家心里有數,這估計也是記者拒絕被采訪的考量。

但沒有用就不要為之?維權者沒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魄,估計中國應該沒希望了。至於記者該不該有這樣的氣魄?矛盾。大家都是不一樣的個體,不一樣的人生經驗,不一樣的生活包袱。拒絕應該不是罪,但肯定不夠偉大。就像打日本鬼子,見到殉國者為我們流血,我們會痛哭流淚,但不夠勇氣一起去死,或許會說:留得青山在,才會有柴燒。是借口還是智慧,要問良心才知道。根據過往港臺的《鏗鏘集》的報導風格,他們記者是否有基本良心,應該找得到端倪。

艾教授文章最刺激我的是這句:『譚作人/我都是新聞消費產業上的一道原料、被利用的工具、境外觀眾消費的極權風景?』的確,這種消費心態是存在於媒體的身上,但不同個體身帶病毒分量或許不一。就如部分香港人去旅行,想看中國最窮困的地方,看人家怎麼慘,然後化成自己鏡頭下那些『美麗』的哀愁。不過,必須說明的是,新聞消費,不只是媒體無形『盈利』,一些把握權力的,一些處境弱勢的,一些閱讀資訊的,同樣獲得一定的得著。

從邏輯上來說,記者接受采訪,記者那刻就不是記者,是新聞人物,或紀實文本中的個體之一,是事件的參與者,不是旁觀者。正如新疆記者會上大呼『政府無恥』,記者就變成了示威者。但從現實來說,記者所謂『旁觀』報導之時,其實早就主觀參與了,從角度到選材和文字的取舍,其實就是和維權者跳探戈,是一種有默契的合作。這是艾老師刺中的要害之一。觸及這點,記者就別再拿出新聞學里面那些所謂『中立客觀論』作擋箭牌了。艾教授的失望,不是沒有理由。

所以,拒絕艾教授的采訪,重點在於記者采訪維權者時的動機和心態。這只能質問自己的內心:你是抱著甚麼去采訪這些維權人的?如果沒有消費心態,我覺得拒絕是可以過得了上帝的拷問。問題是,艾教授的文字觸及的媒體丑惡地帶,的確存在。不止是中國新聞,本港新聞也是一樣。拒絕是否有罪,不是人物身份關係決定,也不是新聞理論所能定奪,而是良心應答。讀教授的文章所產生的接受反應,或許就是一把量度良心的尺。無論你上,還是不上。

2009-11-01

艾曉明:境外記者,能不能告訴我譚作人如何協助你們採訪?—談周末訪問香港記者被拒。


所有媒體工作者都應該看看。每個人的觀點可以不同,或許沒有標準答案,但不等於不用思考。

四川維權者譚作人,被四川政府指控接受境外媒體採訪豆腐渣校舍等敏感問題,涉嫌顛覆國家政權。控罪書指明是香港電臺是其中之一。

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內地著名維權學者。早前來港採訪香港記者/制片人(相信是香港電臺)講述譚作人接受采訪的經過,但被對方拒絕。





文:艾曉明

我這次去香港,沒有任何放映活動,只是看退休的老朋友。我順利去了香港,兩天就回來了。你說我去釆訪記者,是的,不過和烏魯木齊沒有任何關系;我關心不了那么多。我關心的是譚作人,因為一審結束后,很快他面臨判決。我想請教在地震時期釆訪過譚作人的香港記者,原因是起訴書上有這么一句話:“2008年‘5•12’地震發生后,被告人譚作人多次接受境外媒體釆訪,發表了大量嚴重詆毀我黨和政府形象的言論。2009年3月27日,被告人譚作人被公安機關擋獲歸案”。(順便請教起訴書作者:“擋獲”什么意思?我怎么只聽說過“抓獲”?!)

我見到了釆訪過譚作人的香港節目制作人,他是優秀的編導,有過很多作品獲獎。不過,他沒有接受我的釆訪。

我承認,人們有自由選擇接受、或者不接受一個體制外的、獨立制片人——我的釆訪,我完全尊重這個理由。但是我沒有預料到這位朋友不接受,因為,我接受過他的釆訪;我想當然地認為,作為媒體人,他理解我們彼此的工作有多么重要,我們多么需要共同努力來追尋真相。

寫到這里,我還要強調,他并不反對我的這些想法;而他的婉拒,則使我想到了其他一些問題。我下面寫的,就是我如何不理解記者不接受釆訪的依據:公司不同意、會對譚作人案造成負面影響、因為我們還要繼續去大陸釆訪,接受你的釆訪,會使我們在大陸的工作更困難;更進一步,還有其他記者的補充說明:記者(作為不帶偏向的、媒體生產者)不接受釆訪。

首先,我要說;我理解在大陸做釆訪的境外媒體工作者的困難,特別是報道問題新聞、有爭議的事件時。但是,談到這種困難和風險,我要補充的是,媒體工作者/貴公司老板,是否把被釆訪者要承擔的風險考慮在內了?

舉一個業界都知道的例子,當年公民呂邦列協助英國《衛報》記者釆訪太石村,被拖下車打得暈死。該記者后來寫的報道說明了他自己被嚇壞的程度,由此可見針對釆訪協助者的暴力之強烈。換句話說,如果境外媒體在釆訪某些問題時,得不到內地公民的幫助,他們基本上一事無成,至少難以作出深度報道;除非把自己的想象加進去。那么,對于這種一時的、參與了新聞作品制作過程的協助者,你媒體公司要不要承擔倫理責任?據我所知,英國《衛報》機搆是去到呂邦列養傷的家鄉,支付了有關身體檢查的費用的。

觀察譚作人一案,也遇到同樣情況。閱讀四川成都市人民檢察院對譚作人的起訴書可以看到:譚作人之罪并非因為他調查地震災害,而是他就地震問題接受了境外媒體的釆訪。從起訴書措詞我們看到的是“多次”接受,從浦志強、夏霖等辯護律師的辯護詞里我們看到,法庭上提到的只有一家境外媒體:

三、關于控方指控的譚作人發表的5.12地震有關言論的問題法庭調查表明:2008年5.12地震發生后,被告譚作人多次接受境內外媒體釆訪,也多次為他們釆訪調查當向導,如新華社、《瞭望東方周刊》、《第一財經日報》、《人與生物圈》等雜志,及香港政府所屬的香港電台。

那么,作為一個重要的、有廣泛影響的案例,一個問題擺在中國內地公民面前,也同時擺在了境外媒體面前:當你去釆訪大陸公民時,你對他要承擔的政治風險,要不要事先買類似旅游意外傷害的保險?要不要支付賠償金?我這個推理實在有點荒唐,一個不需要思索的答案是:不要。你接受釆訪,你言責自負。但是,我認為媒體需要面對的問題是:你為什么要釆訪譚作人?你為什么要發表他嚴重詆毀黨和政府的話(你為什么要害他)?假如他沒有嚴重詆毀,那么他要被當作“嚴重詆毀”治罪了,你這個境外媒體是不是認同這個罪?假如不認同,你何以能夠脫罪?“釆訪”、且讓譚作人做過釆訪“向導”(律師辯護詞語)的人,是否可以接受我的釆訪,說說當時的情形是怎樣的?

說到這里,我需要表明一下個人態度:假如有人因為接受我的紀錄片釆訪被治罪,我首先得承擔責任。因為,如果他不接受我的釆訪,就沒有機會犯罪。那么剩下的事情是,我要不要承擔這個罪責?如果我認為這個不是罪,我只有一條路,就是講出我的看法;講出我的看法,也許不能救出某一個人,但是,一個法治社會可以有其他救濟途徑,我的證言,說清了我的責任。假如我不講,原本是我們共同的罪,就變得要讓被我釆訪的某一個人來承擔。

現在的情況是,譚作人接受釆訪了,境外報道了。譚作人被抓了,境外又報道了;譚作人被審判,我相信,境外還會繼續報道,甚至大熱一場。譚作人成為消息熱點,但他當初是如何接受釆訪/協助釆訪的(如何犯罪以及協助犯罪的)?釆訪過/被他協助過/引導過的人沉默了。

在我眼里,這里的理由(記者不接受釆訪、老板不同意釆訪、我們還要繼續釆訪……),搆成了一道消費鏈,它們是我以前不曾思考的,當然也使我第一次開始反思境外媒體作為信息生產者的另一面:為了釆訪地震去釆訪譚作人、為了繼續釆訪譚作人被審判而隱身沉默;我覺得就像一部有關越王勾踐的戲劇里西施的台詞:你把我送到吳國是為了打敗吳國,你打敗了吳國是為了把我接回來。我看到譚作人變成一道菜、變成搶眼新聞的熱點,作為肉體的譚作人,不見了。

不僅如此,我們所有這些曾經接受過境外媒體釆訪的人,還將面臨譚作人同樣的處境:今天我接受你的釆訪,明天我因此被治罪,后天你接着再釆訪我如何被治罪的……譚作人/我都是新聞消費產業上的一道原料、被利用的工具、境外觀眾消費的極權風景……如果我們只是這樣的玩偶,還有必要接受境外媒體釆訪嗎?

剩下的一些問題,我還沒有機會問,在境外媒體之外,有境內媒體;在主流媒體之外,有邊緣媒體;在媒體機搆之外,有獨立制片人。這些不同權力關系上的媒體人,能否彼此釆訪?是不是我作為獨立公民,只能被動地接受釆訪,沒有權力和渠道釆訪主流/機制內的媒體人?簡言之,我再重復一遍:如果你不接受我的釆訪,我為什么要接受你的釆訪?你可以說,我不代表公司,所以我不能接受釆訪;但是,你代表個人的時候,能不能接受釆訪?你八小時之外,能不能接受釆訪?你釆訪譚作人的時候,是不是公司老板把譚作人的名字放在你的釆訪名錄上、指定你去釆訪的呢?釆訪譚作人,和節目制作人的個人選擇以及公司認同,又有什么關系呢?

譚作人案提出一個重要問題,也將確立一些重要原則,必將對中國公民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一個是六四能不能紀念?紀念六四就是犯罪嗎?這個問題,不是本文的要點。本文涉及到的是起訴書中的第二個涉嫌犯罪事實:案犯與媒體的關系。對于相關罪責,我試圖理解其要點在哪里:如果境外媒體是主要問題,那么不能接受境外媒體釆訪(否則要治罪);如果地震是主要問題,那么不能談地震(否則要治罪);如果嚴重詆毀是主要問題,那么不能嚴重詆毀(否則要治罪);如果黨和政府是主要問題,那么不能提黨和政府(否則要治罪)……

對于上述問題,我其實沒有能力做深入的調研取證;我只是一個用影像講故事的人。我只想想請當時和譚作人一起工作的人,講講釆訪的故事而已。我當然了解譚作人這方面的一貫作風,我認為他不會“嚴重詆毀”,但是他可能有所批評。如果他的意見是符合事實的,被貴公司節目編成了“嚴重詆毀”,那么責任不能由他負,而要由境外媒體制作人來負。不僅如此,而且,如果沒有境外媒體釆訪,他沒有犯罪機會;如果沒有境外媒體播出,他也沒有施加犯罪影響的機會。作為一個慣例,媒體人不能將“嚴重詆毀”當作專家證言來播出,如果你當他嚴重詆毀,那么是你這個媒體制作者犯了嚴重的判斷錯誤,誤導了香港觀眾,播出了他的嚴重詆毀。在這個問題上,無論如何,境外媒體無法脫“罪”。只有一條理由可以擺脫罪責:那就是回到事實的出發點——譚作人是如何與境外媒體人協助釆訪的、他又是如何接受釆訪的。搞清了這些事實,觀眾、法院,都可以獨立判斷。

最后,一個個人的理由:法庭調查點出了境外媒體的名字:香港電台。而當香港電台的編導前往釆訪時,給過我一個電話,問我在四川有沒有朋友可以協助。我提供了成都讀書會朋友的名字,他們就是這樣認識了譚作人,譚作人等一批志願者協助了他們的釆訪。當時地震剛剛發生,我身不能救人,心向往災區,自以為責無旁貸地要為香港媒體界朋友提供線索,使他們順利完成釆訪。他們的節目播出了,在香港必定產生了積極影響,大量來自香港的捐款源源涌向四川。而當時,我、譚作人,我們都沒有想到,會有因此被治罪的一天。

2009年11月1日

2009-05-14

豆腐渣工程:從撻伐到容忍


200583091877 (1)


豆腐渣,去年及時處理四川這筆債,代價或者是中共可以消化了。如果承諾太深,卻謊言太多,便不能回頭了。政治層面上,代價已經沉重得輸不起了。

練乙錚的見解是透徹的,值得拜讀。不過包青天、朱镕基根本就是一個象徵悲哀、落後的圖騰。他們之所因為孤獨而可親,是因為站在旁邊那些家伙太腐臭了,背後的體制也已經病入膏肓了。如果一天,中國人忘記包青天、朱總理,或許還有希望。除了電視劇,你甚麼時候見過香港人盼望一個現實中的包青天?更何況調查的過程,肯定會涉及太子黨的人馬,胡溫不會笨到拿石頭砸自己的腳。說到底,這樣的領導人還沒出現。何況我們不該忘記,朱镕基是怎麼回答二十年前那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


關於豆腐渣:
http://zh.wikipedia.org/wiki/豆腐渣工程


鐡血宰相朱镕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0MzIzMjA=.html
http://blog.icxo.com/read.jsp?aid=15490&uid=5194


地震的拷問和反思:
朱大可:誰殺了我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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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財經新聞
P12 | 時事評論 | 香島論叢 | By 練乙錚
2009-05-12

豆腐渣工程:從撻伐到容忍

  去年汶川地震,豆腐渣學校大暴露,本應是鋼筋三合土牆壁,內裏原來是碎玻璃、沙石。有大量影像為證,世人目睹,此事瞞不了,不過,一年之後,當局作了「嚴格審查」,上周宣布結果:豆腐渣學校之說,純屬子虛烏有。我們不妨留意:出頭說話的是四川省政府,中央自己一言不發。

  大家知道,對共產黨而言,真相是工具,本身沒有價值,說不說真話,看有沒有好處,沒有好處,不如不說,或者乾脆說謊。前一陣子在香港,曾鈺成說,六四平反對中國不利、對鄧小平不利,既然不利,真相就不能見光;這就是中共這種很特別的思維方式的最佳例子。這次川震中的豆腐渣學校一事如何處置,決定了之後有分工——由四川省政府說謊話,中央不開腔,其他地方沒相干的黨政人員和喉舌,也一律不表態,這當然包括香港的進步分子、當權政黨及愛國傳媒在內。大家記得,「毒奶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宣傳部控制全國輿論,認為「不能讓一篇報道毀了一個產業一個品牌」;同理,這次無疑是認為,不能因為幾間豆腐渣學校幾條人命,毀掉去年黨政軍抗震救災在世人面前贏得的美譽。但現時效果剛好相反;四川說謊,中央尷尬。奇怪,中央為什麼要為下面一些不法幹部和建築商的偷工減料惡行作無聲背書呢?為什麼當年朱鎔基當政,可以破口大罵豆腐渣工程,但今天的中央最高領導人,卻採取容忍、包庇的態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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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黨校教授王長江,去年發表〈政府體制創新要直面既得利益〉一文,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裏,已經出現既得利益阻撓改革的現象。 大陸的「體制中的改革派」重視既得利益問題,不自王長江始。早在○二年「七一」建黨節上,時任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便在講話中警告:「所有黨員幹部必須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權……,絕不允許以權謀私,絕不允許形成既得利益集團。」「既得利益」(vested interest)本是一個中性的西方產權法名詞,意指寓於財物本身的一種可轉讓權益。在美國制度學派經濟思想家韋伯倫筆下,此詞開始帶有貶義,「既得利益者」指從現存社會體制之下合法得到特大利益的人,這些人往往傾向維護現有體制。 新左派在歐美興起後,「既得利益」進一步成為一切社會罪惡的代名詞,集不公義、不合法、不道德、所有不可告人之惡於一身。此詞在江澤民口中,包含上述韋伯倫及新左派用法中的涵義。江強調不能讓既得利益集團出現;問題是,這種集團出現了嗎?

  王長江的答案是,儘管現時大陸社會上有既得利益存在,但未形成集團。不過,這不是大陸政界共識。中科院研究員兼最高人民檢察院諮詢委員邵道生認為,在體制的很多方面,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形成。 然而,所有這些半官方論述,都沒有指出一點:黨因為擁有社會上一切政治權力和大部分經濟及組織力,是一切既得利益的母體,而所有既得利益集體,都是依附在黨身上生長的。試想,改革開放以來查處的特大貪腐集團,哪一個不是以黨員為骨幹的?這個現象本來就很難避免,在一個法治不健全、人民對統治權力不能有效監督的情況下發展資本主義,既得利益泛濫乃是必然。七十年代末開始改革開放,八十年代已出現大規模「官倒」,直接引發八九民運。六四事件之後,官權大增,「穩定壓倒一切」,社會上正氣不彰,貪腐案愈來愈多,涉案黨員層級愈來愈高,遂有九八年朱鎔基的「豆腐渣工程」驚呼和○二年江澤民的警告。「豆腐渣」是冰山一角,當時的朱總理尚敢揭露、撻伐,社會上的正氣,也還可以冒一冒頭。但是,十年之後的今天,黨政體系中的既得利益集團已經茁壯成長,今天的溫總胡總,眼巴巴面對川震悲劇中的豆腐渣工程,已經無能為力,只能容忍、包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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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說過,中共領導人要管好國家,不能不靠黨機器,因此,也不能不對依附在黨身上的大小既得利益集團作出妥協。這就產生中國大陸特有的政治矛盾——中共的善治要靠黨,黨卻同時是社會腐敗的源頭和溫床。黨在去年的抗震救災中顯露人性光輝,卻又在震後包庇既得利益、鎮壓群眾維權活動中顯露妖性醜惡;然而,九八和○九相比、江朱時代和胡溫時代相比,人妖之間,黨的妖性正在逐漸佔得上風。大家記得,中共在前三十年的歷史中,每每犯路線錯誤,黨中央當時強調「共產黨完全可以改正自身錯誤」;那也許是對的,但改革開放之後,黨很大程度上已被既得利益俘虜;當黨權與大量經濟利益緊密結合之後,我們便不能再假設黨可以靠自己糾正自身錯誤。從這次中央要包庇地方的豆腐渣工程看,這個發展已經難免。黨此時要擺脫既得利益俘虜,必須借助社會上的獨立的健康力量。

  像川震豆腐渣工程這一類問題,若發生在西方,必由國會召集獨立委員會展開調查,因為問題複雜,已經超出法庭審案的能力範圍;但在中共專制管治下的中國大陸,獨立調查委員會是從來未有之事物。若胡溫欲在此事上直面既得利益集團勢力並取得幾分勝算,實應成立一個有公信力兼有牙齒的獨立委員會,徹查川震揭出來的豆腐渣工程。為免此破天荒舉動對中共引起太大震盪,委員會可以包括黨員;事實上,主席一職可找朱鎔基擔任。朱家雖也有太子黨招來非議,但他本人清譽還存。西方的離任元首(如各前任美國總統)有幫助後來政府辦事的很多先例,卻無成為「第二權力中心」之危險。中共何不試試這個做法?

  註:見○八年十三日《人民日報》;《the Vested Interest & The common Man》, T. Veblen, 1919;見○二年九月五日《檢察日報》文章〈既得利益集團何以形成〉。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2009-05-13

天災不可違,人為最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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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地震,一次抗爭豆腐渣校舍殺人的遊行,一次毫無結果的下跪,一間小學127名無辜小生命。富新二小門前寫著:「天災不可違,人為最可恨!」

劉小英一直念念不忘亡女畢月星,「她在我心中是最完美的,豆腐渣把她奪去了,我每天晚上都夢見她回來,我們還欠一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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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小英說,夫婦倆為了生活,兩個人出外打工,12歲的月星負擔起家務,「每晚做飯等爸媽回家吃,早上自己做餃子吃了才上學,還經常叮囑爸爸騎摩托要小心」。月星在富新二小成績名列前茅,唱歌跳舞樣樣皆能,獲老師推薦去綿竹市讀重點中學,「但這孩子知道一年學費要1萬塊,爺爺又生了肺癌,家裏沒錢,怕父母負擔不起,傻得不敢告訴我們」。

劉小英知道後罵了月星一頓,連忙東拼西湊5000元報名,「女兒哭說:『我會努力讀書,好好報答爸爸媽媽!』但畢家高興了10幾天,月星就被豆腐渣埋葬了。「我那天抱她,幫她擦臉,但後腦軟兮兮的沒有骨頭,我不相信她已經死了!她真是太完美了!別人抱走她,我瘋一樣地追!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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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晚夢見她回來」

劉小英把月星葬在家門前幾米處,墓碑上綁了一把傘,不想雨水弄濕女兒,「我不想她離我太遠,要永遠留在我身邊」。每當有女兒愛吃的,劉小英就往墓前送去。4個月前,她懷上了第二胎,「整整一年了,我每晚都夢見女兒回來,我知道她回來找我了,我覺得肚子裏面的就是她,是個女的,我要生個一模一樣的,我還是要改一樣的名字!」

她朝思夜盼的,是豆腐渣工程的調查真相。楊桂林、李艷、楊滿堂、桑軍……一對對父母加起來的127個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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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汶川地震一周年纪念,谁杀死了我们的孩子?








《明報》震後第11天(2008-05-22)
悲傷轉化憤怒控訴豆腐渣校舍
百家長捧孩子遺照呼寃
「沉痛悼念冤死的孩子們」。一條近4米長的白色布幔,以黑色大字寫上悼念句子,如同靈堂橫扁懸掛在地震重災區的綿竹富新第二小學的校園內。課室裏的黑板被壓毁了,但一塊巨型白板卻置於路中,上面寫上的不是孩子的每日課題,字裏行間滿是家長心裏淌下的血恨。家長捧着一張張學生們的遺照,悲傷已轉化為憤怒,她們要控訴的,就是害死萬千名乖孩子的「豆腐渣」校舍。

大地震襲來,綿竹市內的綿竹富新第二小學校園應聲倒下,是區內其中一處傷亡最嚴重的校舍。309名學生中,共127人死去,數十人重傷,即逾三分二的學生非死即傷。逾百名失去兒女的家長如斷了線的風箏,連日來飄回校舍,心裏堅信該處與孩子最接近,就像如平常等待孩子放學,但他們永遠等不到。

家長在瓦礫旁或呆坐或跪拜,有時思念,有時哀號,入夜後就地露宿,醒來後又再流淚。過往歡樂聲處處的校園,現時充斥天下間最悲痛的哭聲。

瓦礫旁捧遺照橫額控人禍 
數天前,有人開始在場內掛起白布黑字的橫額,又陸續把兒女的遺照捧在手中,笑臉依然的同學彷彿又聚在一起,連沒有受傷的學生都聚集在校舍內,可惜同學已陰陽相隔。約4 天前,有人在場內擺放了巨型白板呼冤,標題寫道「天災不可違人為最可恨」,家長恨的,不是蒼天而是人禍,就是那些豆腐渣校舍。

家長見到記者來訪,紛紛集合在一起控訴教學危樓害死孩子。有人說,該校舍原是初中生上課場所,去年9月1 日才開始讓小學部使用,詎料啟用不足一年,即在地震中倒塌。「去年就有不少孩子說,在3樓上課時,只要1樓有人走過,大家都感到震動,就算沒地震,也是活脫脫的危樓。許多家長都擔心投訴,但校方就是說沒事,你說孩子死得有多冤啊!」死去的孩子不懂說話,家長只好把冤情寫在白板上,期望政府嚴懲貪贓枉法、偷工減料的不法承建商,還孩子一個公道。他們只期望中央政府能聽到最悲慘的心聲: 「敬愛的胡總書記,溫總理,來看看我們吧!我們也堅信黨和政府會還我們枉死的孩子一個公道!」

向政府討公道盼懲承建商
家長們以「慘絕人寰、人間地獄」來形容孩子遭遇到的情况,但災難過後,喪子喪女的父母,何嘗不是如活在地獄中呢?旁人都不忍他們悲傷下去,勸他們振作起來,讓孩子安心上路,但他們就是不想離去,等候政府給他們一個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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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12

5月12日下午2時28分,為尊嚴而默哀,為未來而悼念。






天安門與豆腐渣,兩個近代最大的冤案。幸福的香港人,5月12日下午2時28分那場哀悼,你選擇淡忘,還是銘記?






明報 
A02 |  要聞 |  頭條
2009-05-12

圖則證川校豆腐渣  鋼筋幼石屎劣  專家揭六大問題

今天是四川大地震一周年,四川當局過去一直否認有人死於「豆腐渣」工程,但本報取得活埋逾千師生的北川中學的施工圖則,發現教學樓的建築質量最少出現6 個問題,包括圖則不專業、部分鋼筋太幼,以及鋼筋交接的駁位太短等,全都削弱了大樓的抗震能力。3 名工程師分析後,均直言學校建造質素差,更有工程師指大樓只可抵受3 至4 級地震。明報記者四川大地震一周年,四川多個地區有紀念活動。據了解,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會到震央映秀鎮出席紀念活動。而今午2 時28 分的一年前大地震發生時刻,全市會鳴笛3 分鐘向死難者致哀。

料只可禦三四級地震

川震傷亡慘重, 「豆腐渣」工程被視為「元兇」之一。兩名曾多次到災區察看的資深工程師,將北川中學施工圖則與現場廢墟比較,直言該圖設計不良,施工現場亦存在鋼筋過幼、間距過寬、樑柱接駁鬆散等嚴重問題,其中一人指出: 「某些學校鋼筋都沒有,1 級地震都會倒下,北川中學仍有鋼筋,但勉強只可抵受3 至4 級地震,與當地7 級防震標準相差太遠。」這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程師呼籲:「中央必須以理性來正視普遍存在的豆腐渣問題……核心意義是展望未來,防止中國再發生同類事件。特別是上海等接近地震帶的大城市,有必要作建築質量普查,並修訂條例,嚴格檢測施工質量。」北川中學原有4 幢大樓,其中於2003年落成的北川中學教學樓,在5.12 地震中粉碎性倒塌,活埋1300 人。本報記者5 月初於現場所見,教學樓外,另外3 幢大樓損毁並不嚴重,如旁邊一幢1999 年完工的舊校舍只有天花脫落,另一邊於70 年代落成的老式建築更完好無缺。

家長得圖公安恐嚇泄機密

學生家長母勇賢早前冒險取得教學樓施工圖,比對現場瓦礫展開調查,發現工程嚴重偷工減料。維權人士王笑冬憶述: 「母勇賢將施工圖複印本交到四川省公安廳,第二天綿陽市公安局來了幾個警察,把他帶到賓館以『泄露國家機密』罪名威脅他。」至於王笑冬自己則千方百計,欲將圖則交給中紀委,但其間不斷被監控及收到死亡恐嚇,3 月起被迫流亡。內地媒體有關圖則的報道則被徹底封殺。

本報取得此施工圖,印有「北川建築勘察設計所」字樣、簽名等資料。今年元旦曾到過北川中學的港大建築系助理教授朱濤,看過施工圖後,認為圖則是真的。

他對照過施工圖和家長調查時於廢墟現場拍得的照片,認為家長的調查,反映中學實際施工情况嚴重不符合施工圖則,如當地規定組成混凝土的「石頭子」的直徑不能大過2 厘米, 「但從現場的照片所見,竟有10 厘米的石頭,是很嚴重的錯誤!」他解釋,石粒過大,土內空間便擴大,鋼筋等建材無法抓緊,強度下降易老化,結構便不安全(見圖)。
他再指出建築物的多個問題,如用於樑柱的鋼筋數量減少、位置不對,部分鋼筋亦太幼,這些均嚴重影響該校結構, 「若該調查結果是真的……便可確定是豆腐渣工程」。但他指家長的調查只反映學校的局部情况,且多次餘震後,塌下的物料亦需逐一仔細查看,「要政府詳細調查才可下結論」。

朱濤補充說,90 年代的建築物皆需接受質量檢查和提交檢查報告, 「若詳細調查確定與施工圖嚴重不符合的範圍,那個施工隊、現場監工的人為什麼看不到問題?質量檢查的人為何發現不到問題?施工工人是否有倒賣材料?這些人都在,可逐一查出」。

朱濤表示,完全根據施工圖施工,北川中學應可抵受去年的地震, 「只會出現裂痕,但不會整幢塌下來」。對於官方對北川中學變成「廢墟」的說法,是認為教學樓的選址問題,朱濤指可透過挖開土壤探察了解這說法是否屬實。無國界工程師召集人黎廣德認為,當局應設立類似香港的死因聆訊,公開資料及分析建築倒塌的原因,從中汲取教訓,防悲劇重演。


北川中學質量分析



明報 
A02 |  要聞
2009-05-12

川官追蹤恐嚇爆料人全國逃亡

遇難學生家長取得北川中學教學樓的施工圖則後,政府當局曾以「涉嫌泄露國家機密」罪名威嚇家長們交出施工圖,教學樓一名姓盧建築商則出價25 萬人民幣收買施工圖。維權人士王笑冬今年3 月將施工圖交北京中紀委告狀後,一直被川官嚴密跟蹤監視,又接到死亡恐嚇,被迫開始穿州過省的流亡歲月。

施工圖交北京中紀委告狀

「我在深圳時以為沒人知道,但一個好心警官警告,我的手機在被全程跟蹤,定位在5 米範圍內,2000 米內可以殺了我,勸我不要管了,回去和老婆孩子過日子。

此後我再也不敢使用手機了。」他其後輾轉逃到上海, 不敢和家人聯絡。「但4 月25 日下午2 點,四川兩名警官來到了上海,傳訊了我的父親。」王笑冬萬念俱灰,原來打算遠走海外躲避追捕,但深深愛着祖國,愛着他的女兒和剛出生的兒子。他不希望他們將來生活在一個灰色的、充滿謊言的社會裏。他決定留下遺書絕筆: 「再見了!我的同胞!」然後往海邊準備投海, 「第一個司機聽說我去自殺,力勸我。」後來他想到兒女,才打消了念頭。

北川的家長們則仍然被監控, 不准聚集,上月40 名北川喪偶男女集體再婚,數十名北川家長才偷偷共敘,在別人喜慶婚樂下,懷念死去的孩子。

曾經多次為公眾利益與政府興訟的四川維權律師邢連超直言,無論是「『譚作人的名單』,還是『王笑冬的圖紙』,都是太敏感了,不會有律師肯接這個案子」。邢說,如果照慣例成功追討賠償,一個孩子的性命至少要賠20 萬,只要有一宗成功,告狀的人就會不斷而來,到時恐怕很多官員脫不了關係,可能涉及上千億人民幣的賠償,四川財政會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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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A04 |  港聞 |  社評
2009-05-11

不追究豆腐渣工程 碎了的心無法重建

明日是四川大地震一周年,內地政府曾經承諾徹查豆腐渣工程,如今不單調查不見蹤影,連日來四川官員更不斷聲稱「沒有人死於豆腐渣工程」,又說校舍垮塌「不應追究」,看來內地官員是鐵了心把謊話說到底,狠下心繼續打壓失去了孩子的父母。一年前的地震,震碎了學校樓房,更震碎了中國人民的心。一年後的今天,以中國的財力,要重建四川的樓房不難,但國家一日繼續選擇以謊言掩蓋謊言,逃避追究豆腐渣工程的責任,則失去孩子的父母的心,永遠無法重建;失去家園的災民的心,永遠無法重建;四川人民以至中國人的心,仍然是破碎的、流着淚的,仍然無法重建。

只要看看川震一周年臨近,內地官員連串赤裸裸的謊言與行動,當日曾經熱血捐助的、曾經為大批學子無辜慘死而流淚的,無不心裏一沉。

「沒有豆腐渣工程致塌樓」
謊言說得臉不紅耳不赤


周三(5 月6 日),內地新浪網報道,四川省司法廳長劉作明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訪問時稱, 「除了高強度地震不可抗力外,大規模校舍垮塌的問題出在建築設防標準,規範存在不足,不是哪個人的責任。」報道又稱,政法部門的調研報告認為,建築物倒塌和人命傷亡,主要屬「天災」而非「人禍」。北川縣法院副院長李芝軍也稱,校舍在地震垮塌不符合民事侵權賠償的法律特徵, 「驗收的時候沒有發現質量問題,使用的時候沒有舉報質量問題,超強地震中再來追究,是沒有法律依據的」。

簡言之,官員不單迴避房屋是否涉及「豆腐渣工程」,更聲言房屋及校舍倒塌只是天災而不是人禍,故不應追究。
上周四,四川省政府召開記者會,向中外傳媒首次公布在地震遇難和失蹤的學生人數為5335。當局又稱,尚未發現主要因建築質量原因而導致房屋倒塌的案例。即是說,未發現豆腐渣工程致塌樓的個案。

這種謊言,過去已被人戳破了無數遍。地震發生後不久,內地傳媒《南方周末》報道,有500 人死亡的都江堰聚源中學,國家救援隊到場後,隊員控訴校舍「根本不是什麼鋼筋」, 「簡直就是豆腐渣工程……混凝土裏全是鐵絲」。記者訪問中國地震應急搜救中心總工程師曲國勝,他更表明, 「就震區的覆蓋地區看,它那裏本不應該出現如此徹底的垮塌,全因教學樓的豆腐渣工程造成的,建築材料配套不合格。」此外,地震令大批校舍倒塌,但災區綿陽卻有5 所希望小學沒有倒塌。被譽為「最牛的希望小學」,原來該5 所學校是由內地同一集團出資,施工與監工程序與其他學校有別,可見其他學校倒塌絕對與施工質量有關。

例證不勝枚舉,大批學生命喪校舍之內,豆腐渣工程殺人,鐵證如山。當局口裏雖說會嚴查追究,但過去一年卻千方百計對上訪追究的家長及維權人士處處打壓,無所不用其極。

上周六本報的報道,更令人心酸。去年地震後綿竹富新第二小學完全倒塌粉碎,活埋過百名學生,近日其中一名家長對本報說,當局不想家長接觸媒體,於是大舉監控他們的手機。他說: 「公安局刑偵隊大搖大擺走進我家,帶着槍,坐在客廳喝茶,叫我別再鬧事,破壞社會秩序。」這位家長說: 「如果死一兩個人可以換真相,我馬上就死在政府門前!」如果官員心裏無鬼,問心無愧,為何這些打壓上訪家長的事件一次又一次的出現?為何當局的精力,不是用在調查真相,而是用在向受害者再次加害?我們堅持要查明真相,並非要糾纏於過去,也不是針對個別官員,而是我們相信,找出真相才是重建的第一步,也是最徹底的一步。

要重建四川,最基本的層面是重建四川的樓房建築,這問題內地政府已在努力中,香港人也不遺餘力,捐助滾滾而至,但最重要的層面,是要重建災民及家長的心,重建中國人的心。

根據官方數據,四川地震總遇難人數為6.8 萬,1.7萬人失蹤,而官員近日公布遇難及失蹤學生人數為5335。表面看來,遇難及失蹤學生佔總遇難人數不足一成,若加上受傷學生,數目定當超過1 萬,中國多是一孩家庭,這數字即代表有過萬家庭兩萬多名父母受到傷害,若加上親友更可能超過10 萬人。政府一天不認真徹查豆腐渣工程,這10 萬人的心,傷口仍然在淌血,心仍然無法安定下來。

刪除網上異見信息何難
能抹去中國人心中傷痛?


只有承認過去,還家長一個明白,他們才可重新上路,把災場的一切陰影放下,把地動山搖的記憶放下,把已去世的孩子放下。如果政府仍然不承認過失,孩子仍然是走得不明不白,家長的傷口仍然無法癒合,人心無法重建,四川又如何重建?

上周四川官員有關校舍垮塌「不應追究」的言論被報道後,內地新浪網即時做了網上調查,逾3 萬網民投票,超過九成反對官員的講法,但該調查在同一天下午旋即被刪除。到底官員何時才會學懂,政府有能力刪去網上的一切消息,但永遠不能刪去遇難學生家長的記憶,更無法刪去中國人心中的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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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11

豆腐渣:文革以後最大的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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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學生死於豆腐渣

【明報專訊】四川省政府在國內外輿論呼籲下,昨日終於首次公布遇難及失蹤學生數字為5335人,但死於「豆腐渣」校舍人數暫時為「零」。不過,這個說法與民間人士的調查出現南轅北轍的走向,民間人士、藝術家艾未未指出,官方否定有豆腐渣工程的「流氓邏輯」,「使『豆腐渣』的製造者們集體舒了口氣」。


官方民間數字有差距

四川作家譚作人的民間調查,暫時核實遇難及失蹤師生5781人,其中53%因為豆腐渣校舍倒塌被活埋;著名藝術家艾未未發動的公民調查則核實7605學生遇難,官方與民間的調查結果完全相反,大批遇難學生家長不滿官方隱瞞真相。但譚作人於1個多月前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捕,至今仍無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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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圖片

訪10縣查遇難人數 作家被捕

四川地震後,中央政府雖多次表示要認真追查學校建築中的豆腐渣問題,「從嚴查處,絕不姑息」,但四川當局一直遲遲未公布學生死亡數字,北川、綿竹、都江堰等多名死難學生家長,不斷以遊行、上訪等形式要求交代真相未果。過去數月,民間以「尊重生命、尊重事實、維護法制」為由,至少發起兩次大規模的公民獨立調查。

其中,畢業於華西醫科大學的作家譚作人,除了是知名的環保工作者,也是《文化人》刊物主編。譚作人自去年12月1日起,與其他維權人士發動7次共3000公里「長征」,走遍10個縣市共80個鄉,踏足45個學校遺址,查訪無數墓園,進行多次訪問錄音、攝影等,寫成數萬字調查報告。

接待譚作人的北川家長代表昨日說:「譚作人來了很多次,幾次到中學廢墟視察,向家長收集學生名單和建築質量調查。但由於他的工作太敏感,經常被監視騷擾。」譚作人原計劃調查至5月才公布結果,但根據《亞洲週刊》報道,當地警方於3月28日到譚的住所,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名將他拘捕。當時在場的譚作人15歲小女兒說﹕「4、5個人衝進來,有人穿著警服,有人沒有,他們出示了證件,然後抄家,然後帶走爸爸。爸爸一句話都沒有說。」

事後,譚作人曾被困在成都市一間派出所,記者連日致電譚家,都無人接聽。位於成都市的四川省公安廳發言人昨日回覆本報﹕「不知道他(譚)在哪裏,我們不可能找到他。」多名曾協助譚作人調查名單的家長昨表示,非常擔心譚的狀,有知情者則指譚「6月以前不可能被放出來」。但最近,譚作人未完成的調查報告,卻在5.12地震一周年前夕突然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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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圖片

周邊建築完好 獨學校倒塌

譚作人的報告指出,截至3月初,統計出的地震師生遇難人數為5781,又認為部分地區由於地震強度高,建築物倒塌主因是自然災害,然而部分校舍同時存在「偷工減料、粗製濫造」等豆腐渣問題。因為建築質量遇難的師生人數達3067人,佔總數53.05%,另17%涉及選址不當,其中北川中學、新建中學、富新第二小學、聚源中學,都出現教學樓嚴重倒塌、而周邊建築完好無缺的情。

報告又呼籲,政府應給「全體中國公民一個公開、公正、公平的交代」,嚴懲豆腐渣工程相關負責人,維護災區穩定。但四川省政府昨公布豆腐渣殺人數字暫時為「零」。

著名詩人艾青之子、中國藝術家艾未未亦於去年12月5日發起「512汶川地震死亡學生」調查統計,並不斷在網上更新人數,但有關文章無數次被人刪除,志願前往災區調查的義工多次被搜身或襲擊。截至昨日,「艾未未的名單」已統計了124所學校,核實遇難學生預計為7605名。但都江堰、北川、德陽等地的調查進度仍有一半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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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10

母親們,我知道妳不快樂,但請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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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重建的一半內涵,就是豆腐渣

在地震中失去娃娃的母親們,二十年前在北京失去孩子的母親們,
請您保重。

2008-11-14

悼:紀實攝影師.謝家賢



謝家賢
37歲
首席攝影師,亞新社 EyePress
卒於2008年11月11日
「五.一二」四川大地震半週年前夕


四川大地震後,災場曾經出現不少香港記者的身影。我記得,謝家賢是他們當中最勇敢的。

震中映秀鎮陸路交通中斷,不少記者一大早便背著沉重的器材,徒步翻山走進孤城。寒夜難熬,大家都偷解放軍的柴生火取暖,我睡不著,到處拍照,幾根蠟燭閃爍,我突然一個背光的男人,坐在當地一個小女孩旁邊,正大口大口地嚥著一碗面,我以為他也是災民,舉機就拍,一按三張。環境太暗,一米之內,我卻看不清他的臉。但他卻喊出了我的名字,在那種人間煉獄竟然有朋友在,還喊出自己的出名字,那種感覺實在窩心。借燭光一看,他是謝家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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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賢說:「我剛到,走了10個小時,餓得快瘋了,幸好災民請我吃麵。」快11點了!剛到?你從哪裡走過來的?「那邊,大夥走過的那條路。」我朝那個被夜幕完全遮掩的山谷看去,回想起白天的凶險,腳下的懸涯有急流,頭頂的大石巴士還大,踏腳的地方卻比腳板還小......那條路至少有幾處可以死人,我有幸坐上解放軍的衝鋒舟,避過不少險處,省了不少時間,他卻敢在晚上走那種路進來?你是個瘋子......

「來晚了,我等不及,胡亂買了個帳篷就走進來了,管他要走多久,總知我要來!」於是,他拿著電筒,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懸涯邊,孤獨地走了進來,沒有一個夥伴。「有沒有想過你掉下去,沒有人會知道......」他說,他跑過馬拉松、毅行者,應付得來,「就算掉下去,也不過就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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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我們跟路透社的女記者Emma在他的帳篷前一起合照。家賢說,夜太黑,要長曝,「我想把後面的山影拍出來。」我們一起靜默,定了15秒。那時候,世界很靜。然後閃燈,大口喘氣,家賢笑著跟我們回看相片,還說:「回去電郵給你。」就這樣,我跟平時偶爾見面,卻不太唸熟的他,拍了唯一的合照。

後來,累了,他請我住進的帳篷,但實在狹太小了,不忍心。回到自己的營火前,向內地同行們轉述他的瘋子之行,大家都無法想像他是怎麼走來的。我也就此錯過了與他對影長談的唯一機會。

第二天,大家四散採訪,約定一起出鎮,但我看出他不想離開,對我說:「我們約定,如果你先走,就留字條給我,到外面再會!」果然,他捨不得走,我在帳篷留下字條:「賢兄,一路小心,保重,切勿夜行,保住性命。」那時候,帳篷裡已經有Emma的留言了。後來,我聽說他留下帳篷給災民,然後轉去其他災區了。那是我們最後一面。

我想我一生也不會難忘記那個晚上的人和事,山和月,還有那些夜幕下的對話。

願兄弟們平安,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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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攝記猝死 遺愛人間

【明報專訊】本港受到東北季候風影響,昨晨天文台錄得入秋以來市區最低氣溫16.5℃,昂坪更錄得10.3℃。在天氣轉下,兩名壯漢昨早疑因心臟病及患哮喘病發猝死。其中亞洲新聞社(亞新社,EyePress)首席攝影記者謝家賢,昨早在觀塘寓所起後不久嘔吐大作,陷入昏迷,送院搶救後不治。家人商議後決定將其器官捐出,遺愛人間。

猝死的謝家賢(37歲),初步相信是心臟病發死亡,死因尚待剖驗。謝某一向身體健康,亦無長期病,其34歲姓陳女友事後一直陪伴送院,驚聞噩耗後哭成淚人。

不煙不酒愛運動 疑心臟病發

亞新社新聞總監吳曉東表示對家賢猝逝感到非常突然,他讚揚家賢是一名優秀攝記,採訪時不是機械式地拍照,而會先了解新聞的背景。今年奧運馬術賽的時候,為了可以第一時間拍得「好相」,家賢更帶備衣服在場地紮營露宿。吳曉東稱,他及亞新社全體同事恍如痛失親人,亦惋惜香港失去一名優秀攝影記者。

吳透露,謝家賢身體一向健康,不煙不酒,又喜愛戶外運動如攀石、馬拉松、毅行者等等,想不到他會猝然離世。前日家賢才從吉林公幹回來,在機場與行家分手時亦無異樣。謝家賢是天主教徒,生前曾戲言如有不測,希望捐贈器官,雖然他無填寫器官捐贈卡,但其家人已同意按照其遺願遺愛人間。

作品獲本地及國際刊物採用

香港攝影記者協會亦發表聲明悼念謝家賢,聲明稱謝在聖文德書院畢業,其後在沙田工業學院修讀攝影課程,曾任職《星島日報》、《新報》、《東方日報》及亞洲電視,生前在亞新社任職首席攝影記者。他的作品除獲本地媒體採用外,亦刊登在國際刊物,如美國《時代》雜誌、《新聞周刊》等,攝記協會對家賢的離世感到悲痛不已。

昨日清晨8時20分,謝家賢在觀塘功樂道21號寓所起後突然不斷嘔吐,迅即陷入昏迷,其女友見狀報警,惟他送院搶救後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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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6-18

映秀.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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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on D80
18-135mm F3.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