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媒體工作者都應該看看。每個人的觀點可以不同，或許沒有標準答案，但不等於不用思考。四川維權者譚作人，被四川政府指控接受境外媒體採訪豆腐渣校舍等敏感問題，涉嫌顛覆國家政權。控罪書指明是香港電臺是其中之一。
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內地著名維權學者。早前來港採訪香港記者/制片人（相信是香港電臺）講述譚作人接受采訪的經過，但被對方拒絕。
文：艾曉明
我這次去香港，沒有任何放映活動，只是看退休的老朋友。我順利去了香港，兩天就回來了。你說我去釆訪記者，是的，不過和烏魯木齊沒有任何關系；我關心不了那么多。我關心的是譚作人，因為一審結束后，很快他面臨判決。我想請教在地震時期釆訪過譚作人的香港記者，原因是起訴書上有這么一句話：“2008年‘5•12’地震發生后，被告人譚作人多次接受境外媒體釆訪，發表了大量嚴重詆毀我黨和政府形象的言論。2009年3月27日，被告人譚作人被公安機關擋獲歸案”。（順便請教起訴書作者：“擋獲”什么意思？我怎么只聽說過“抓獲”？！）
我見到了釆訪過譚作人的香港節目制作人，他是優秀的編導，有過很多作品獲獎。不過，他沒有接受我的釆訪。
我承認，人們有自由選擇接受、或者不接受一個體制外的、獨立制片人——我的釆訪，我完全尊重這個理由。但是我沒有預料到這位朋友不接受，因為，我接受過他的釆訪；我想當然地認為，作為媒體人，他理解我們彼此的工作有多么重要，我們多么需要共同努力來追尋真相。
寫到這里，我還要強調，他并不反對我的這些想法；而他的婉拒，則使我想到了其他一些問題。我下面寫的，就是我如何不理解記者不接受釆訪的依據：公司不同意、會對譚作人案造成負面影響、因為我們還要繼續去大陸釆訪，接受你的釆訪，會使我們在大陸的工作更困難；更進一步，還有其他記者的補充說明：記者（作為不帶偏向的、媒體生產者）不接受釆訪。
首先，我要說；我理解在大陸做釆訪的境外媒體工作者的困難，特別是報道問題新聞、有爭議的事件時。但是，談到這種困難和風險，我要補充的是，媒體工作者/貴公司老板，是否把被釆訪者要承擔的風險考慮在內了？
舉一個業界都知道的例子，當年公民呂邦列協助英國《衛報》記者釆訪太石村，被拖下車打得暈死。該記者后來寫的報道說明了他自己被嚇壞的程度，由此可見針對釆訪協助者的暴力之強烈。換句話說，如果境外媒體在釆訪某些問題時，得不到內地公民的幫助，他們基本上一事無成，至少難以作出深度報道；除非把自己的想象加進去。那么，對于這種一時的、參與了新聞作品制作過程的協助者，你媒體公司要不要承擔倫理責任？據我所知，英國《衛報》機搆是去到呂邦列養傷的家鄉，支付了有關身體檢查的費用的。
觀察譚作人一案，也遇到同樣情況。閱讀四川成都市人民檢察院對譚作人的起訴書可以看到：譚作人之罪并非因為他調查地震災害，而是他就地震問題接受了境外媒體的釆訪。從起訴書措詞我們看到的是“多次”接受，從浦志強、夏霖等辯護律師的辯護詞里我們看到，法庭上提到的只有一家境外媒體：
三、關于控方指控的譚作人發表的5.12地震有關言論的問題法庭調查表明：2008年5．12地震發生后，被告譚作人多次接受境內外媒體釆訪，也多次為他們釆訪調查當向導，如新華社、《瞭望東方周刊》、《第一財經日報》、《人與生物圈》等雜志，及香港政府所屬的香港電台。
那么，作為一個重要的、有廣泛影響的案例，一個問題擺在中國內地公民面前，也同時擺在了境外媒體面前：當你去釆訪大陸公民時，你對他要承擔的政治風險，要不要事先買類似旅游意外傷害的保險？要不要支付賠償金？我這個推理實在有點荒唐，一個不需要思索的答案是：不要。你接受釆訪，你言責自負。但是，我認為媒體需要面對的問題是：你為什么要釆訪譚作人？你為什么要發表他嚴重詆毀黨和政府的話（你為什么要害他）？假如他沒有嚴重詆毀，那么他要被當作“嚴重詆毀”治罪了，你這個境外媒體是不是認同這個罪？假如不認同，你何以能夠脫罪？“釆訪”、且讓譚作人做過釆訪“向導”（律師辯護詞語）的人，是否可以接受我的釆訪，說說當時的情形是怎樣的？
說到這里，我需要表明一下個人態度：假如有人因為接受我的紀錄片釆訪被治罪，我首先得承擔責任。因為，如果他不接受我的釆訪，就沒有機會犯罪。那么剩下的事情是，我要不要承擔這個罪責？如果我認為這個不是罪，我只有一條路，就是講出我的看法；講出我的看法，也許不能救出某一個人，但是，一個法治社會可以有其他救濟途徑，我的證言，說清了我的責任。假如我不講，原本是我們共同的罪，就變得要讓被我釆訪的某一個人來承擔。
現在的情況是，譚作人接受釆訪了，境外報道了。譚作人被抓了，境外又報道了；譚作人被審判，我相信，境外還會繼續報道，甚至大熱一場。譚作人成為消息熱點，但他當初是如何接受釆訪/協助釆訪的（如何犯罪以及協助犯罪的）？釆訪過/被他協助過/引導過的人沉默了。
在我眼里，這里的理由（記者不接受釆訪、老板不同意釆訪、我們還要繼續釆訪……），搆成了一道消費鏈，它們是我以前不曾思考的，當然也使我第一次開始反思境外媒體作為信息生產者的另一面：為了釆訪地震去釆訪譚作人、為了繼續釆訪譚作人被審判而隱身沉默；我覺得就像一部有關越王勾踐的戲劇里西施的台詞：你把我送到吳國是為了打敗吳國，你打敗了吳國是為了把我接回來。我看到譚作人變成一道菜、變成搶眼新聞的熱點，作為肉體的譚作人，不見了。
不僅如此，我們所有這些曾經接受過境外媒體釆訪的人，還將面臨譚作人同樣的處境：今天我接受你的釆訪，明天我因此被治罪，后天你接着再釆訪我如何被治罪的……譚作人/我都是新聞消費產業上的一道原料、被利用的工具、境外觀眾消費的極權風景……如果我們只是這樣的玩偶，還有必要接受境外媒體釆訪嗎？
剩下的一些問題，我還沒有機會問，在境外媒體之外，有境內媒體；在主流媒體之外，有邊緣媒體；在媒體機搆之外，有獨立制片人。這些不同權力關系上的媒體人，能否彼此釆訪？是不是我作為獨立公民，只能被動地接受釆訪，沒有權力和渠道釆訪主流/機制內的媒體人？簡言之，我再重復一遍：如果你不接受我的釆訪，我為什么要接受你的釆訪？你可以說，我不代表公司，所以我不能接受釆訪；但是，你代表個人的時候，能不能接受釆訪？你八小時之外，能不能接受釆訪？你釆訪譚作人的時候，是不是公司老板把譚作人的名字放在你的釆訪名錄上、指定你去釆訪的呢？釆訪譚作人，和節目制作人的個人選擇以及公司認同，又有什么關系呢？
譚作人案提出一個重要問題，也將確立一些重要原則，必將對中國公民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一個是六四能不能紀念？紀念六四就是犯罪嗎？這個問題，不是本文的要點。本文涉及到的是起訴書中的第二個涉嫌犯罪事實：案犯與媒體的關系。對于相關罪責，我試圖理解其要點在哪里：如果境外媒體是主要問題，那么不能接受境外媒體釆訪（否則要治罪）；如果地震是主要問題，那么不能談地震（否則要治罪）；如果嚴重詆毀是主要問題，那么不能嚴重詆毀（否則要治罪）；如果黨和政府是主要問題，那么不能提黨和政府（否則要治罪）……
對于上述問題，我其實沒有能力做深入的調研取證；我只是一個用影像講故事的人。我只想想請當時和譚作人一起工作的人，講講釆訪的故事而已。我當然了解譚作人這方面的一貫作風，我認為他不會“嚴重詆毀”，但是他可能有所批評。如果他的意見是符合事實的，被貴公司節目編成了“嚴重詆毀”，那么責任不能由他負，而要由境外媒體制作人來負。不僅如此，而且，如果沒有境外媒體釆訪，他沒有犯罪機會；如果沒有境外媒體播出，他也沒有施加犯罪影響的機會。作為一個慣例，媒體人不能將“嚴重詆毀”當作專家證言來播出，如果你當他嚴重詆毀，那么是你這個媒體制作者犯了嚴重的判斷錯誤，誤導了香港觀眾，播出了他的嚴重詆毀。在這個問題上，無論如何，境外媒體無法脫“罪”。只有一條理由可以擺脫罪責：那就是回到事實的出發點——譚作人是如何與境外媒體人協助釆訪的、他又是如何接受釆訪的。搞清了這些事實，觀眾、法院，都可以獨立判斷。
最后，一個個人的理由：法庭調查點出了境外媒體的名字：香港電台。而當香港電台的編導前往釆訪時，給過我一個電話，問我在四川有沒有朋友可以協助。我提供了成都讀書會朋友的名字，他們就是這樣認識了譚作人，譚作人等一批志願者協助了他們的釆訪。當時地震剛剛發生，我身不能救人，心向往災區，自以為責無旁貸地要為香港媒體界朋友提供線索，使他們順利完成釆訪。他們的節目播出了，在香港必定產生了積極影響，大量來自香港的捐款源源涌向四川。而當時，我、譚作人，我們都沒有想到，會有因此被治罪的一天。
2009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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