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他這樣的男人

「我知道楊永強這些年來有個鬱結難解，沙士犯錯丟了官，還要替陳馮富珍背了半隻黑鍋，說實話，他沙士之前曾經幹得很好。我很同情他，也很體諒他。」 說出這番話的，不是楊永強的多年深交，也不是血肉至親，而是他四年來最頑強的敵人。

他是第一個在立法會旁聽席上舉起「楊永強下台！」抗議標語的沙士死者家屬。楊局長丟掉烏紗那天，他帶頭站出來高呼：「可否賠番條命給我母親？」楊永強獲頒金紫荊星章的時候，他是唯一在禮賓府門外高舉標語「贈興」的沙士見證者。

「我叫薛培餘。」他家裡「供奉」著三張大相片，一張是死去的母親，一張是楊永強的「千古罪人」海報，另一張是陳馮富珍的「還我公道」。牆上那個十字架叫他寬恕，但他說：「我信基督，但我不能遺忘。」

「我和楊陳二人一樣深刻經歷了沙士這場災難，沒有人比我更留意來這兩人的表現。我知道楊永強一直很痛苦，所有罪責都扛在身上，每次公開見人都苦瓜干嘴臉。我知道他也欠個公道。你跟我告訴他：『我是最反對你的人，也是最明白你的人。』薛培餘說，楊局長當年在任內打造出「勞斯萊斯」級公共醫療服務，對基層功不可沒，「所以我希望我的話能夠幫楊永強解開這些年來的鬱結，但錯了就是錯了，一筆還一筆，他甚麼時候也來解開我的鬱結？ 」

薛培餘的心結至今還綁在四年前那間沙士病房裡，「03年5月19日，我八十歲的母親在屯門醫院C8沙士病房死去，鼻孔和口腔裡都找到沙士病毒，主診醫生親口證實我母親患上沙士，當天院方卻突然不准發放死亡證，但屍體卻仍以沙士死者的二級處理程序處理掉了，火化之前我又清楚看到解剖報告上寫著母親證實感染沙士。後來，當局反常地拖了四個月才發出死亡證，最後竟把死因說成尿道炎！」薛培餘說，他應得的10萬元賠償成空，公道旁落，漫長的四年抗戰就這樣開始了。

「母親出殯時全身赤裸，就用兩個膠袋包着，連壽衣也沒有，她的子女、她的孫、她的曾孫，全部都不能見她最後一面……為何要她這樣不明不白地走？死亡證被扣住的四個月裡，政府到底在盤算甚麼把戲？」薛說，母親死時，那些醫生既無奈，又不敢多說的表情令他至今未能釋疑，他說他需要一個公道。

「人人都知道我反楊永強和陳馮富珍，而且一定是最激烈那個。」四年來，每逢楊陳二人有大新聞，薛培餘家中例必塞滿了傳媒，他家的記者卡片足足有3吋厚，「因為佢地都知道，我呢條「粉腸」實會嘈冤巴閉！」可他東奔西走，搜集了成呎厚的文件打官司，卻於2005年因那張遲來的死亡證敗陣公堂，申請法律援助上訴又遭拒絕，「無錢打官司，無錢爭公道，唯有上街舉標語，一直抗議下去！」

「沙士讓我看清楚了很多社會陰暗面，母親生前輪候公家老人院三年，到死後三星期才有人說終於輪到她了。我覺太諷刺了，原來香港的安老服務如此不足，原來基層這麼困苦。」從此，薛培餘家的牆壁越貼越多相片，它們都是沙士抗爭、反失業、反貧窮、爭取普選的歷史紀錄。

幫助沙士受難者爭取權益的社區組織協會病人權益幹事彭鴻昌說，沙士索償運動自2005年進入白熱化階段，很多受難者已經獲得賠償，現在已經進入最後索償階段的事主，因為不想影響賠償結果，可以理解他們都傾向採取低調態度。

薛培餘在索償的道路上認識了不少戰友，但抗議的戰場上卻越來越寂寞。在陳馮富珍當選世衛總幹事那天，他舉起那張四年前的「還我公道」標語一句接一句疾呼，可身邊除了記者的鎂光燈，他身後再也沒人和應那首曾經波瀾壯闊的二重奏了。「但我還會抗議下去，你跟我告訴陳馮富珍，她只要回來香港出席一次大型活動，我就一定去『贈興』一次！」

你覺得甚麼時候該停下來？
「死了。」

之後呢？
「把我的骨灰撒到維多利亞港裡，守望香港實現普選。」

沙士呢？
「我希望現在的付出，能夠讓政府提高警覺，在下次災難來臨時儘量減少市民無辜送命。到時候或許有人翻開史冊，知道當年有個傻佬跟政府抗爭到死，也就夠了。」

屋角的自鳴鐘滴答滴答，像在計算著甚麼似的。

「嘿，在維港撈起一車泥沙，我只是其中一粒沙子而已。」


2007年4月8日
黃大仙

D70S
Tokina 12-24mm 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