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等運到》和《麥兜的故事》

就文字而言，這是一篇挺失敗的文章......

逆境中的象徵論述
主流和個體
九八年金融風暴令香港人損失慘重。在經濟浩劫之中,學者、傳媒、高官紛紛在總結經驗,反省香港經濟制度存在的問題。眾人都叫喊著香港的經濟制度病了,紛紛開出了治病藥方,要搞經濟轉型。他們的目光都集中在物質的層面上,所開出的藥方都是指向各項經濟指標。在過去的日子裡,最熱門的話題是:如何增加出口,刺激內需,政府要減百分之幾的開支,動用多少資金救活中小型企業等等。這些討論的目的,是要找出令各項數字化的指標轉跌為升的方法。總之,經濟指標上升了,香港的病就會好了。

其實,在後金融風暴時期,還暴露了香港一些抽象的,精神上的的問題。在長期繁榮的時期,香港人在物質化的的生活中,外在而言是得到金錢的累積,但大眾都沒有留意內在的心理轉變。金融風暴帶來的首輪衝激波撼動了經濟,這是即時的影響。但餘波未了,在逆境之中,人們隱約覺得在過去繁榮安定的生活中,得到了物質,但好像失去了甚麼。人們開始在思考香港人心理上的積疾。2003年爆發的沙士疫症為香港帶來了極大的衝擊。它直接帶來了人命損失、失業和經濟衰退。然而,這些損失都是可以用數據衡量的,但沙士對香港人精神上的打擊是無法估量的。沙士的影響範圍遍及香港每個角落,它帶來的損失不只是金錢,而是人命。在幾個月的時間裡,死亡的陰影籠罩了整個香港。當病人和醫護人員一個個的倒下,人們的憂慮不再是停留在經濟層面。對死亡的恐懼感直逼內心,迫使人們向內心作出反省。

主流論述和個人的感知
經過兩次得重大打擊之後,人們都紛紛找尋一種精神力量,期盼爲香港人的注射一枝強心針,要救經濟, 更要救人心。於是,主流論述努力建立一種“香港精神”,其內涵為逆境自強的一種心態,付諸實行則表現為: 積極面對現實,保持工作熱情,不介意工作的卑微,不斷學習充實自己,適應經濟轉型,守望相助,團結一致。這就是社會主流在逆境之後的反思結論,喚起香港精神的最終目標是救香港經濟。這種主流的反思以不同媒介為載體,在市民生活中廣泛傳開,電影短片《等運到》就是其中之一。在短短兩分鐘的短片中,陳嘉上導演運用嫻熟的電影技巧爲“香港精神”作了精確的詮釋。另一方面, 《麥兜的故事》卻流露出濃烈的個人情感,沒有背負教育大眾的使命,所以它的論述能深入到某一階層中,並在經濟發展壓倒一切的時代氛圍下,表現出對傳統文化消亡的嘆息。

《等運到》
導演在短片中用上了豐富的象徵,將一些普遍見於香港人的問題聚焦在主人公黃子華身上,使他變為一個問題多多的典型人物。在電影的片頭,主人公黃子在海傍釣魚,但他用的不是一般的魚鈎,而是一個口罩。這口罩的有著雙重的象徵意義。它是沙士疫潮下的流行用品,就事件而言,它提醒了觀眾故事是發生在疫潮期間的,短片是要討論的這段時期的問題,至於問題是甚麼呢?這就要找尋更深層的象徵意義了。黃子華的垂釣一無所獲是因為他用錯了方法,錯將口罩當魚鈎,這就代表了某些人以錯誤的方法和態度生活在疫潮之下。主人公沒錢、失業、迷惘,表現出一種逆境下的消極態度,這是在發生在很多香港人的問題。接著,黑衣女子梁詠琪將引領他進入幻想世界中。幾位黑衣人在幻境中滿足了黃子華的所有願望。他在選擇工作時挑三揀四,要求多多,上身穿了西裝,下身則是便服短褲,顯得不倫不類。導演在此借主人公表現出一些失業的香港人的求職心態。不倫不類的穿著和高尚的工作呈現強烈的對比,指出個人內涵和工作不相稱,暗示了自我增值的必要。黑衣人何超儀又告訴他賭博不要押上全部身家財產。導演的選擇演員很巧妙,何超儀的父親是澳門賭王何鴻燊,他是賭業鉅子,也是大地產商。這樣的安排道出社會上病態賭徒的問題,也暗暗批判了港人過去在樓市的投機行為。黑衣人送了一個美女給主人公作女朋友,但他的一想二,還要名貴跑車,一切禮物都好像是理所當然的。這使人聯想到過慣好日子的的香港人。

在短片的末段,黃子華在幻境之中對各種輕易實現的願望提出質疑,並且從幻境回到現實,表現出近乎誇張的積極態度。在最後那個鏡頭,導演再次運用了巧妙的雙重象徵。黃子華站在海傍,身後後是代表著香港的維多利亞港。他身穿街道清潔員的制服,不介意工作的卑微,一方面回應著幻境中的負面態度的,另一方面又提醒人們在疫潮之下,要注意社區清潔。導演在短片裡巧妙地運用內涵密度極高的象徵,將多重的想法精密地壓縮在短短的兩分鐘裡,表現出很高的調度技巧。同時,陳嘉上沒有忽視影片的說服力,力求達到了教育大眾的效果。因此,他作出了兩個重要的安排,在這裡,我們不能輕視諷刺技巧的運用和黑衣人在短片的作用。

手段
為了有效地達到教育的效果,《等運到》的說服方式不是平板的直述,導演在短片中鋪排了主人公的自我衝突,最終完達到了角色的自我完善。黑衣人扮演著智慧老人的角色,梁詠琪引領在現實中迷失的黃子華進入幻境。在導演眼中,很多香港人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心態有問題,幻境可以說是主人公的潛意識世界,也是一些香港人的內心世界。在幻境裡,黑衣人的滿足了黃子華各種願望,將他心裡潛藏的想法一下子釋放出來,並將之呈現,讓他在迷惘中重新認識自己的問題所在。智慧老人引導主角並催化他自我成長的方式,明顯比直接的說理更有說服力。囉唆沉悶的說理很難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婉轉的啟發則韻味無窮,引人深思。

導演又成功地運用反諷的技巧,突出了黃子華心態的不合理性。諷刺的技巧往往是突出“現象應該怎樣”和“現象是怎樣”的距離。在導演看來,現象“應該是怎樣”呢?他認為香港人在逆境下的心態應該是積極的。於是,導演天馬行空地在幻境中由黑衣人表現出“現象是怎樣”(消極)的。“現象應該怎樣”和“現象是怎樣”的距離被遠遠的拉開,於是社會現象的不合理性就很突出了,諷刺的效果就更強烈了。

《麥兜的故事》
《等運到》是主流論述的的產物,它背負著很重的教育使命,其最終目的是扭轉香港人的負面心態。社會主流認為,要令香港經濟重新起飛,就不得不改變一些人消極心理,並建立積極的香港精神, 《等運到》的製作就是一次積極的行動。《麥兜的故事》則不同,它的製作目的並非為了達到某些道德的教化效果,至少在這方面的意圖比《等運到》輕微許多。同樣是講逆境,《麥兜的故事》的論述焦點遠不如《等運到》集中。這是因為它是個人的作品,雖然有一定的商業考慮,但投入了很強的個人情感和想法。在逆境之中,麥兜的作者----麥嘉碧感受到的不只是為主流論述所鞭撻的港人心態。在金融風暴和沙士疫潮之中,她將關懷的目光投向了一些庸碌平凡的低下階層人物,並透過這些人物抒發了對香港傳統文化的感情。於是,“香港精神”在《麥兜的故事》裡有了另一種詮釋。

社會主流認為,每個人要積極自強,這樣才能夠提升整體利益,然後各人就能夠分享成果。但是他們忽視了在現實世界中的一些小人物的處境,香港人努力的成果其實並非可以平均共享,在某些商人獲取鉅大的利益時,低下階層的努力往往得到很少的回報。《麥兜的故事》並沒有吶喊批判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只是對這些小人物寄予很深同情和表露了淡淡的嘆息。影片沒有背負沉重的社會責任,而是留下更多的空間給作者灌注個人情感,我們可以從中作品中見到個人對香港社會風景的描畫。

電影裡的麥兜是一個先天腦袋平庸,後天又交不上好運的人物。食魚蛋麵那一幕說明了他是個不懂變通的人。這樣的人物在香港實在不少,他們雖然很努力,但因天資所限,一生只能庸碌地渡過。他們在逆境中掙扎求存的故事,向來都被主流論述所忽略。人們都說努力和知識可以改變命運,但往往沒有在他們身上實現。影片道出了一個事實,即很多人是這樣默默地渡過平凡又困難重重的人生,作者承認了天命的決定性作用。在電影的開頭,麥太的願望道出了他們對生活的態度。英俊、聰明、能幹等都沒有他的份兒,她只能接受現實,只希望兒子過的快樂。這裡流露出了對人生的無力感,但沒有走向消極的一面,平安快樂就是這階層人物的普遍願望。他們付不起高昂的娛樂開支,沒有豪華享受的經驗。對於他們來說,山頂一日遊已經是最好的娛樂,比得上有錢人家的豪華的馬爾代夫之旅。麥兜是個小孩也是個卡通人物,在他眼中的世界很簡單,面對不如意的事,會天真地自我美化了客觀世界,將山頂幻想成馬爾代夫,以滿足自己的主觀幻想。在電影的尾聲,沒有了卡通的畫面,代之而來的是實景鏡頭,作者將觀眾從天真的世界拉回現實世。在現實中,童話式的自我滿足被否定了,提醒了人們幻想之虛無,天真總要長大,面對現實才是最重要的。

《等運到》說明了香港人在逆境時應該抱持的態度,但在短片裡的指向對象是全部的香港人,有概括性的指向性。在《麥兜的故事》裡,卻將焦點集中在平庸的草根人物身上,讓我們看到他們是怎樣面對人生的逆境的。作者用一組鏡頭簡述了香港人遇上的困難,和《等運到》一樣提到了沙士和經濟衰退。麥兜粗大的腳瓜代表了草根的艱苦生活和腳踏實地的態度。麥太教人做燒鴨,做法簡單,象徵著平凡簡單的生活,麥兜又說出他們對這種生活的態度----要好吃,就要用心燒。麥兜進入張寶仔洞那幕在電影裡有總結的作用,是一組很重要的象徵鏡頭。他在洞內尋寶的舉動是個要緊的電影符號,通常這樣的場面總是隱喻為“對人生的寶藏的追尋”。洞裡沒甚麼珍金異寶,也沒有天書秘笈,只有一塊麵包,這就是指引麥兜生活的寶藏。麵包的象徵對象一般是指草根人民,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就曾以麵包為口號,號召農民和工人參加革命。它的象徵意義是勞力、汗水、辛勤和溫飽的生活。這就是麥嘉碧眼中的草根階層面對逆境中的指引。在麥兜離開山洞時,洞口被一片刺眼的朦朧白光所遮蓋,暗示了麥兜的人生出路的未定性,以後的日子怎樣,似乎不是他可以掌握的。《等運到》叫人腳踏實地, 《麥兜的故事》則深入到現實世界的草根人民之中,體會了踏實只是沒辦法中的辦法,表現出平庸人物對未來生活的無力感。

主流論述在經濟困難之時,所注意到的只是如何搞活經濟,他們沒有察覺到在經濟迅速增長之時,香港固有的一些傳統文化正在慢慢消失。《麥兜的故事》講到李麗珊在奧運會風帆項目中奪取了金牌,向來在香港受忽視的運動員一下子受到大眾的密切注意,地位大為提升。因此,麥兜到長州跟隨黎根學風帆,但黎根卻傳授了搶包山的功夫給他。在電影裡,黎根粗壯的腳瓜引人發笑,輕鬆之餘,觀眾再一次在不知不覺間遇到了作者精心佈置的象徵意象。影片裡不段地重複“不知道要走過多少的路,攀過多少座山,才能練成如此粗壯的腳瓜”,這樣的重複不是為了搞笑而故意為之的。粗壯的腳瓜借喻傳統的活動----“搶包山”,它暗示了傳統文化的建立是經過前人的辛苦經營和歷史的累積的。作者在此表示了對傳統文化消亡的惋惜。作者又借影片中的人物,自我探討這些傳統復活的可能性。她安排麥太寫信給奧委會主席,要求將“搶包山”列入奧運會的比賽項目,天馬行空的想像固然引人發笑,但這卻是作者的一次嘗試,將傳統的內涵放在新的形式、載體中,試驗其復活的可能性。我們可以看到,在作者的心中,傳統文化和奧運會金牌是一樣的寶貴。當然,傳統的內涵意義不是只局限於“搶包山”,而是指向廣義的傳統文化。在這裡,我們同樣感到作者的無力感,這種情調和她對草根的同情遙相呼應。這種基調串聯起整部影片。在可愛的卡通背後,流露出嚴肅沉重的思想內容。在她眼中,香港的積疾不只是經濟方面,還有文化層面。

手段
作者以卡通人物論述草根階層的生活,利用可愛的麥兜來吸引觀眾,可是帶出的內容卻是深沉的。麥兜逗得觀眾發笑之餘,又引人深思。作者以甜美的糖衣包容著苦澀的內涵,觀眾則各取所需。影片在商業和藝術之間的鋼線上走得四平八穩。就體裁而言,可愛的卡通片負載的內涵一向是輕鬆而娛樂性豐富的。《麥兜的故事》卻擴充了舊有的體裁,賦予新的內涵意義。對觀眾而言,借助可愛的卡通人物表現嚴肅的主題有強烈的“陌生化”感覺,這正是俄國形式主義者提出的重要藝術手段。《麥兜的故事》的主題並不陌生,即表現“對傳統消失的惋惜”,很多文學和電影作品都討論過這個主題。形式主義者認為,人們習慣了舊的主題後,對該主題感覺會逐漸淡化,要重新喚起讀者對舊主題的感覺,就要透過“陌生化”的藝術手段,在讀者和文本意義之間設立障礙,延長讀者的感受時間,讓他們重新認識該主題。在觀眾閱讀電影文本時,他們期待的是一部輕鬆惹笑的作品。然而,在接收的過程中,他們的期待視野不斷地被打破,在舊的卡通體裁裡,認識了新的內涵。在崎嶇的接受過程中,觀眾於是對舊主題有了更深的體會。

結語
《等運到》和《麥兜的故事》都是在沙士疫潮期間製作的。兩者均關心逆境下的香港人的狀況。《等運到》是主流論述的產物,具有明顯的教育傾向。在短片裡強調的“香港精神”,是為了掃除香港人的消極心態,重新刺激香港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功利傾向。《麥兜的故事》雖然是一部有一定商業味道的卡通電影,但屬於個人的作品,故容許作者表現較多的個人情感和看法,使其文本意義不只局限於勉勵港人自強,而是對草根階層投以關懷的目光,同時流露出作者對傳統文化逐漸淡化的嘆息。雖然兩者的論述內涵各異,但它們同樣表現出很高的藝術手段,前者發揮了當頭棒喝的作用,後者則引發人們對香港社會的更多反思。